《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法〕阿隆著，杨祖功等译，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９月版，６８．００元
今天再把阿隆和萨特相提并论已经意义不大了，因为历史已经无可置疑地证明，
那么，这位“知识分子、民主政府和公民的教育家”是怎样完成其自我教育的呢？这其实是这部翔实、审慎、精辟的《回忆录》最好看的地方。阿隆年轻的时候曾是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远比萨特“愤青”。问题是，他当时信奉的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以坚信人类文明必然不断进步的乐观主义为前提的，在现实面前很容易撞得粉碎。正如国内学者陈喜贵所云：“１９３０～１９３３年，在德国留学期间，阿隆目睹了纳粹的崛起，预感到战争的来临，但苦于他的老师布伦什维格和阿兰所坚持的理性自由主义过于天真和无用，无法为他提供一个理论平台，来抓住眼前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本质。当时他接触到的德国社会学家们的思想却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窗。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法国哲学家们未曾想到的：历史的行动者和观察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对于过去，我们怎样达到客观性的认识，或者说能否达到这样的认识？什么方法最适合理解历史和政治？阿隆发现，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潜藏着一个普通公民和政治家们所面临的困境：我们应当如何做？理性的政治行动是否可能？如其可能，如何可能？这是任何一种负责任的理论都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战争的忧虑之中，阿隆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维护政治理性：雷蒙・阿隆的政治哲学》，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４页）阿隆在《回忆录》中对这篇博士论文《历史哲学引论》答辩时引起的骚动只是轻描淡写，说他的老师“都诧异，怎么在我身上，居然找不出他们从前的学生的影子。”（第９２页）幸而他的权威传记作者巴维雷兹详细记述了答辩场上的争议，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两个时代的思想交锋。（《历史的见证》第１１０～１１８页）巴维雷兹将《历史哲学引论》视为“知识史上标志着思想及构思方式全面更新”的杰作之一，意义不亚于福柯的《古典时代疯狂史》。它之所以在二战以后声名不彰，只是因为阿隆的先见之明终于在劫火之后化作了时代的共识。
虽然阿隆的思想启蒙得益于当时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德国社会学思潮，但他对他们并非亦步亦趋。《回忆录》评论说：“马克斯・韦伯创立了天授真命领袖的概念，而且以价值哲学中立的名义，把这一概念同时应用于犹太先知和美国的哗众取宠分子……他会不会反对把希特勒和佛祖归入一类呢？”（第６１页）这里提出的问题击中了韦伯“价值中立”立场的要害。“阿隆发现，韦伯强调‘科学地论证道德判断或道德律令的不可能性’，导致了他在价值选择上的非理性主义。”（《维护政治理性：雷蒙・阿隆的政治哲学》，第３６页）“韦伯将科学与其道德根基割裂开来，从而陷入新康德主义式的非理性主义和虚无主义。而康德从未将思想和科学同道德问题分开，他只是为科学和理性划定一个界限，而为道德和自由留出地盘。阿隆正是用康德主义来拯救韦伯的新康德主义式的非理性主义，他仿照康德的这一做法，试图为具体的人重建一个有效的活动范围，在这个范围里，他可以在科学之外进行哲学的思索和自由的行动，依照科学和理性审察现有的政治体制，从而对其作出赞成或是反对的决定。在这一点上，阿隆更接近托克维尔而不是韦伯，他把政治行动不是建立在非理性的决断上，而是建立在对工业社会政治体制的经验分析和政治家式的明智之上。”（同上，第４３～４４页）
然而，由于阿隆早期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托克维尔对他的影响可谓姗姗来迟。虽然阿隆自１９３５年开始便和在当时堪称托克维尔精神传人的哈莱维有所交往，但他直到１９３９年５月还出于“左派偏见”对后者持保留态度，原因是哈莱维将德国和苏联的极权主义等量齐观，而阿隆当时“对苏联，不管怎样，毕竟怀有宽恕的心情。”（《回忆录》，第１３２页）――顺便说一句，哈莱维的名著《哲学激进主义的兴起》中译本已于今年５月出版。直到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阿隆才最终明确其反苏立场，而他对托克维尔的服膺则是来自与马克思的反复比较。阿隆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家，他在１９６９年出版的《从一个神圣的家族到另一个神圣的家族――论各种幻想的马克思主义》中批判了阿尔杜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当时后者的声望正是如日中天，但这本书却说服了列维・斯特劳斯不去阅读阿尔杜塞的著作。今天，有不少论者惋惜阿隆把太多精力用于批判萨特的思想，未能写出他念念不忘的关于马克思的巨著。
不过，虽然阿隆在《回忆录》中承认“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作为经济学家，也许他的思想最为丰富，并且最叫人迷恋”，但他却明确表示马克思的经济学是“诡辩”。（第６４３页）阿隆本人的经济学修养并非来自《资本论》，而是来自对凯恩斯等“正统”经济学家的研读。他在三十年代中期便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社会文献中心开设经济学课程，而他生平第一篇成熟的政治论文，便是１９３７年发表在《形而上学和伦理学杂志》上的《关于法国经济的思索》，揭示了当政的莱昂・布鲁姆左派政府的经济政策的乌托邦性质――既不肯让法郎贬值，又坚持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说法国工业能够用四十小时生产以往用四十八小时生产出来的东西”，阻碍了经济复苏。
今天看来，这篇文章的重要性毋宁说在于提出了阿隆终生坚持的“知识分子角色”观：“知识分子当然有道理干预政治斗争。但可以看得出，干涉分两种方式：一种学教士，一味护卫神圣的价值；一种加入党派，宁可由此而受种种役使。我觉得两者都有道理，但必须是自觉的。但是，实际上，学教士的反法西斯分子，奉行人权的人，举动仍然有派性。这种偏向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绝不能老有德雷福斯那样的事件，让大家都能够明辨是非，去伪存真。知识分子如果要作为知识分子，每天发表自己的意见，那就一定要在经济、外交、政治上是内行……要通货紧缩，还是要通货膨胀？要同俄国联盟，还是要英法协商？要集体合同，还是要工资水平？反正，要紧的是功效，而不全是公理。此外，在任何党派里面，作家、教授仿佛都是宣传员。要他们干的，不是去启发思想，而是去煽动感情。他们煽动了激情，然后为它辩护，但是罕有致力于净化激情。他们是集体意志的号手，群众信任他们，可是不知道，某某物理学泰斗、某某大手笔、某某大名鼎鼎的人种学家，对于经济复苏的条件，并不比路上行人懂得多一些。”（《回忆录》，第１２５页）可以说，阿隆毕生一以贯之的“介入的观察者”立场，在此已经呼之欲出。
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一方面使阿隆作为“法国二十世纪最清醒的政治评论家”的地位得到了世人的完全肯定，一方面却也使他和他的著作面临再度边缘化的危险。阿隆似乎并未对冷战后的世界做好思想准备，比如他对霍梅尼革命的实质就有所误解：“他不知道该革命彻底打破了冷战的秩序，以为这是伊斯兰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霍梅尼不过是装装门面的。伊朗共产党的清除和其后纯伊斯兰革命向阿拉伯世界的输出证明他完全想错了。”（《历史的见证》，第４１６页）不过，曾经对霍梅尼无限迷恋的福柯又何尝没有想错？冷战刚刚结束时一度洛阳纸贵的福山不也是完全想错了？
事实上，冷战之后的“历史变化没有把阿隆归入昔日作者之列。他的思考能力寓于批判性的评论方法中，而不在于把预想的模式套用于历史……阅读阿隆作品的目的不该是寻找对后共产主义时代间歇漩涡的终极圆满解释，而应该去发现有助于了解矛盾逻辑的分析秘诀，相信必须理解世界的新局面以便施加影响。”（《历史的见证》，第４４７页）
本书中译本曾于１９９２年由三联书店作为内部读物出版，因为是多人合译，前后文脉不连贯、译名不统一以及表达有失准确之处甚多。此次再版虽然经过了一番“审读、修改、润色”，但仍然非常不尽人意。
《雅克・拉康：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马元龙著，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９月版，２５．００元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坊间先后推出了三部由国内学者撰写的研究拉康的专著：黄作的《不思之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２月版）、张一兵的《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２月版）和本书。不过张著虽然试图在一个大视野下理解拉康，却缺乏对拉康思想的坚实的微观把握；而黄著过于注重精神分析的方法论路径，遮蔽了晚年拉康对语言桎梏的突破。相比之下，本书对拉康思想的把握明显高出一筹，虽然题为“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然其对拉康后期从语言维度向实在维度的精神分析转移亦不乏详细论述，尤其对国内知识界此前一直郢书燕说的若干重要概念给出了颇为精到的阐释。它的问世标志着国内拉康研究的新锚点。
《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程念祺著，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９月版，３２．００元
本书通过对政治、经济、赋税财政三大体制的组合分析，勾勒出此前一向被论者视而不见的“国家力量”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庄家形象。自从古老的村社共同体瓦解以来，这个庄家便以“公意至上”的名义，“理直气壮要求所有的东西都整合在自己的统制之下……有权随意限制和剥夺私产”（序言第１０页）。在它直接的土地剥削和间接的市场剥削之下，中国自古就形成了“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严重制约了工商业的发展空间――也就是说，中国历代王朝不能持久富强的原因，绝不是肉食者拙于“数目字管理”那么简单。恰恰相反，如果原本就不受任何规范限制的庄家再具备了强大的“数目字管理”能力，那么结果必然是对民间经济更加彻底的盘剥，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教训其实是明摆着的。
《国民党政权在沪粮政的演变及后果》，马军著，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８月版，３８．００元
没能让老百姓填饱肚子是国民党失去大陆的主要原因，而从１９４５年８月到１９４９年５月、持续一千三百多天的上海“粮荒”更是决定民心向背、政权易手的标志性事件。作者将国民党政权在沪粮政的惨败归结为以下两点：一是政府为了应付庞大的军费支出，不惜采取“印钞机”式的财政政策，导致巨额通货膨胀，粮价飙升；二是对粮食问题的战略重要性认识不足，错过了对粮食业实施哪怕是暂时的军事管制的机会。同时，作者也没有忘记指出：“１９４５至１９４９年上海城市的粮食危机，最终没有演变成导致数万乃至数十万市民死亡的大饥荒，这里面应该具有某种层面的成功因素。譬如，国民政府在向国际社会介绍本国灾情、呼吁援救方面，可以说做得尽心竭力，由此获得了大量的海外援助。又如，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得新闻界能几乎不受阻碍地广为报道危机的状况和进程，有时虽也不乏推波助澜之负面效应，但更多地是起到了向全社会预警和揭示真相的作用，由此敦促各类政治和社会组织采取补救行动。”（第３２５页）
《德国与中华民国》，〔美〕柯伟林著，陈谦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９月版，２６．００元
１９２８至１９３８年是南京政府领导下的中华民国与德国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十年，这一时期中国同德国的关系比同其它任何国家的关系都要密切。双方的合作不仅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增强了防御日本的军事实力，而且在后期启发了蒋介石组建蓝衣社和发起“新生活运动”。本书是研究这一段中德关系史的名著，此译本曾以《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为名在１９９４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此次再版不仅恢复了原名，而且有所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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